时间的信号作用

图书馆门前排队,追求一个姑娘的等待,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信号,当单一的价格不能起到筛选的作用时,通过花费时间投入成本发送信号就变成了人际互动和社会资源分配中一种常见的替代选择。为什么单一价格不起作用?首先,很多东西开不了价,不是用钱就能买的。托福考位、火车票、图书馆座位,姑娘择偶,都不可能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来减少需求;其次,每个人对于同一种投入的边际成本是不一样的。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穷光蛋都花一千块钱买一束玫瑰,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这时候,需要其他的信号来帮助筛选,时间就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当存在两种信号的时候,就潜在地产生了trade off, 比如,一个富人,钱不值钱,时间值钱,相比之下,穷光蛋钱值钱,时间不值钱,因此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信号之间作出分配,以达到自己的边际最优。从筛选者的角度讲,这样的多个混合信号的筛选相比于单一信号,更加准确一些。看一个信号是否值得信服,关键在于发出信号的人是否提供了一个对他而言相对成本更高方式。

那么,什么样的信号组合和配比对于整体社会而言是更优的选择呢?姑娘希望所有人花费时间等待,并不是花费时间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时间提供了筛选。对整体系统而言,若是追求者能花费更少的时间就被筛选出来,自然是一种更优。因此,花费时间证明真爱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筛选机制。花费的时间越长,都是效率的净损失。

据此,我们可以大约将信号分为两种,一种是productive的信号,直接与筛选择所需要的特制正相关的;另一种是unproductive 的信号,即对这个信号的投入与需要的特性无关。花了时间,只是为了证明你在乎,却本身不会让你更在乎。早起半小时排队占图书馆座位只能帮助我证明我在乎座位,却不会让我多学习半小时。在这个简单的情境中,这个体系是在两种信号中进行分配。我想提出一个假设,一个在unproductive 的信号上花费的成本越多的社会,在productive的信号投入就越少,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社会更加低效的原因?

用这么一个模型,能否解释中国人的形式主义,社会的整体低效?为何中国人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上花费大把大把的时间,相比之下,从事创新性的、生产性的活动则被大幅挤压?基层官员大把时间花在开会、陪领导;公司员工忙着结识领导层,套近乎。相关地,为什么中国人花这么多精力在人情来往上?同事女儿结婚必须得去?你是为了证明什么?

所有上述问题,我们将委托代理和道德困境及公权力寻租的问题都排除在外,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上述活动首先是因为某些人掌握特权,所以有寻租的空间。我要问的问题是,即便刨除掉所有的这些因素,仍然存在上述的问题呢?

一种可能地解释是,当人们不能通过productive的有效地识别和分配资源时,我们就不得不依靠其他unproductive的信号。公务员系统,既然我的真实能力不能与别人相区别,那我只好通过非生产性的活动。既然我买不到火车票,我只好通过花更多时间排队证明我最需要这张火车票。一个项目招标,几家公司竞争,不光是价格的问题,竞争者就只好通过额外的时间投入来说服选标者,自己最qualified。

另一个原因是,这样的选择看似是次优,实际上也许恰恰是社会相对成本的反映。一个社会若是通过更多的unproductive的信号交易,那么说明这个社会unproductive的东西反而是不稀缺的,所以人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对于有创造性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待在体制内,是因为时间对他而言成了更珍贵的东西,所以要下海经商创业,跳出体制。官僚体系的人员筛选,其实不看重能力,而是更看重“忠诚度”。所谓忠诚度,就是是否听话,遵守现成的规矩。在衡量忠诚度方面,时间是一个更好的指标。

总结起来,改善这种低效应该有几个方面。首先,最为根本的是,改变一个社会的衡量标准,是否对一个人的能力给予更高的权重,还是对一个人的忠诚度看的更重。官僚体制的低效,首先是因为其选拔衡量的标准不是能力导向的,而是忠诚度导向的。其次,才是增加productive信号的可识别性。如何考核干部,更好地识别其能力,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最后,社会的相对成本很重要。市场经济越深化,时间越稀缺,机会成本越高,因此,花费的时间来筛选的机制就面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