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证儿么?

自打记事儿起,我就认得“办证”二字。楼道里电线杆上街道路边贴的最多的广告,除了治病和通下水道的再就是办证的。我觉得没在街上见到过办证广告的,童年就是残缺的。长大后,我来到北京,以为在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找到办假证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办假证的总不能堂而皇之地在街上叫卖?可我错了,我母校门口(我不告诉你是哪个学校,你自己猜),是北京最大的假证交易地之一,学校门口长年都有成群的妇女,抱着未满周岁的婴儿,逢人就问:“办证么?”记忆中还曾在某国内三线城市的立交桥下,陪好友取过假证,那过程,跟电影里犯罪团伙接头差不了多少。

我花了很长时间都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需要假证呢?

首先有必要对假证的内容作个分析。我印象中,只要是假证广告,都声称能包办所有证件,我也没机会打入它们内部搞清楚,到底它们咋就搞得到那些证件。所以我就根据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猜一下所谓的假证有哪些。

其实说是假证,可不只是证件,不只是那种外面硬皮儿里面软皮儿的本本,这里的假证,其实指一切具有证明功效的东西,比如公章,比如发票,这些绝对是假证业务中的现金牛,肯定是假证业务里最庞大的一块。

中国人,一定知道发票儿是个什么玩意,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儿叫报销,科研经费,出差花销,公款开支,企业走关系,所有的这些花费要想从财务处换来钱,这个凭证是否与真实开销一一对应不大重要,关键是得有个凭证。所以,发票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我在大学的朋友们在团委干、帮老师作项目,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四处开发票,找发票。发票是未支付的现金,用它能换得来钱,这是个厉害的东西。

说来真是有趣,中国人在真正给自己消费时是不会要发票的,它不会觉得要发票是一种义务,保证商家缴税;若是要发票,那倒多半是因为可以拿去报销。盛传欧洲的色情服务因为常有拿公款出国的中国游客光临,也开始开发票了。这个传言似乎后来被证明有些言过其实,却从一个角度上体现出发票这东西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位置。

既然一分钱一分货,一块钱财务指标对应一块钱的凭证,为什么还需要开假的发票呢?诸多原因中的一个便是,你申请报销的钱比你真花的钱要多,所以要用假发票凑够。说是假发票,其实倒不见得是伪造的发票,大多是从其他人手中匀来的真发票。通过这个手段,实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财富再分配。

第二类假证,是正儿八经的证儿,可以是是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这些东西是我上面所说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本本儿。这些本本在社会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证明某种产权,或是某种社会关系的存在,依次从中获得相对应的好处,促成交易达成。比如,我要向银行贷款,但是没有足够的抵押,于是我去伪造一个房产本儿。再比如,我找工作,伪造一个虚假的学历。这样的事情,每天怎么都在中华大地上太阳底下成千上万地发生着。

所谓“证”,之所以产生,它生来的使命是证明一些不能轻易相信的东西,一般都是由第三方发放,作为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弥补。它之所以出现,本应是增加社会信任,增加契约达成的可能。相信一个证儿,说白了是相信颁发这个证的第三方,相信这个社会机制。证本身不能说话,在一个能够伪造“证”的社会,大家其实越来越不相信证本身的真伪,大家都习以为常,彼此都默许,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形式和过场。这在发票的例子是最为典型。

换句话说,在一个失信很严重的社会,就算有这证那证,照样证明不了什么。证变成了一个信号而已,它失去了本身的价值。我一直觉得,若是诚信丢了,什么社会机制都不会完全顶用。

说了这么多,光说假证之害了,其实若撇开违背法律的意义不说,假证儿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该斥责假证本身违法,带来社会信任败坏,却更因该看见产生假证的制度土壤。假证并非总是用在害人处,有时候,紧急交易需要逼迫当事人不得不求助于假证。为何?因为办真证的政府机关效率很低,掌握着各种审批认证权力,却提供低效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快的达成交易,当事人就不得不借助假证。交易机会转瞬即逝,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繁琐的审批手续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证其实降低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是替代选择。

解决之道是什么?当然是提高政府的效率,取消很多不必要的政府审批。更重要的是,把很多作“证明”的事情交给市场,在很多作证明的事情上,市场做的比政府好的多。识别什么是合格产品,什么是优秀人才,谁能力强,这些“办证儿”的事,政府干不过市场。市场经济是否成熟,不妨看看是否有各种拥有公信力的独立三方机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